《礼记》曰：“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避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国讳、家讳、圣讳、官讳、名讳等等。其中，为官者手握权柄、身份特殊，所“讳”对一方风气与习俗影响更大。因“讳”的内容不同、目的和动机不同，其境界也有质的差别。

    北宋权相蔡京讳名。他吃饭时是很讲排场的，不像王安石只几道简单的菜就能对付。他的菜单相当丰富，要求侍者逐一喊出菜名，他点过头之后才能端上去。因“菜羹”一道菜，发音类似蔡京，侍者回避而改称“羹菜”，遂成为菜名。其党羽门客为固位求宠，皆避“京”字。据《续资治通鉴·宋纪》记载，中书侍郎余深、门下侍郎薛昂、中书侍郎林摅，都长期侍奉蔡京，以至于全家为蔡京避私讳。如果谁不小心犯了讳，总是加以拷打责罚。有一次，薛昂误说了一个“京”字，“即自批其口”。

    无独有偶，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一个叫田登的官员也对名讳有严苛要求，与“登”字读音相同或相近的都不能说，“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当地百姓都改称灯为“火”。元宵节晚上放灯，田登允许人们前来观赏，官府的人写了一张告示贴于集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州民见了都暗自发笑，嘲讽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与蔡京、薛昂、田登之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宋名臣杜衍的“讳”。杜衍到并州任职时，属吏按照惯例，请教他有没有名讳等忌讳。杜衍道：“我无讳，讳取枉法赃耳！”一句“讳取枉法赃”，其廉洁之志溢于言表。查阅史料，杜衍为官确实如他所“讳”，“清介不殖私产”，致仕后，连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寄居在南京应天府的回车院十年，居室简陋，他却知足而无抱怨。他不好酒，吃饭也很简单，即便有客造访，也不过“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品不过两种”。欧阳修曾有诗这样称赞他：“俭节清名世绝伦，坐令风俗可还淳。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

    与杜衍类似，北宋名臣包拯为官清正廉洁、唯讳“赃恶”。据《墨客挥犀》记载，包拯上任开封府尹那天，府吏向他请示家讳。包拯问：“避讳什么？”府吏答：“您先祖之名，群吏当避之。”包拯瞪着眼说：“我没有这类避讳，只是忌讳贪赃枉法的恶吏！”府吏“惧而引去”。在开封府尹任上，包拯秉公执法，贵戚达官因此而收敛，“闻者皆惮之”。人们都说：“包拯笑比黄河清”，意思是贵戚达官想要得到他的笑脸，比黄河水变清还要难；又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谁也别想向包拯行贿疏通打点关系，他就像阎罗王那样让人望而生畏。包拯自律甚严，皇帝送的生日贺礼他都拒收，平时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也甚为简素。他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给家人立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

    同是为官者有讳，蔡京、田登以讳弄权作威，余深、薛昂、林摅以讳谄媚攀附，而杜衍以讳示廉守廉，包拯以讳扶正除邪。可见，“讳”本身无好坏，关键是动机。如果动机不良，讳名招不来好名声，讳物会被物欲所奴役；如果以“枉法赃”为“讳”，以清廉立身，为百姓谋福祉，其“讳”则能赢得人心、传为美谈。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