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本报与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合作，特约请专家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予以解读，阐释其古典涵义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彰显恒久价值。

    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可谓中国人的基本生命特质

    记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从文明产生、演进的视角，怎样理解其突出优势与独特标识？

    王学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加强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研究与阐释，是关乎国运兴衰、关系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为了更为深刻且精准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与内核，势必需要更好地理解其突出优势和独特标识。

    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何特意部署“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重要任务的初衷所在。

    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形象描述：“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发祥地或核心区域，非中原地区莫属，故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一步阐释为以中原为核心的“重瓣花朵”模式，中原是花心，围绕花心是甘青、辽河、山东、长江流域等第二层花瓣，再向外是第三层。

    农业远在距今一万年前诞生于中原地区。这一区域的黄河自古以来便不是一条安流。“善淤、善决、善徙”是黄河的特性，“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更是它的真实写照。

    有这样的挑战，但不至于扼杀文明，这意味着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需要时时刻刻竭尽全力与大自然作斗争，才可能保证温饱。唯有施展与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至极致，兼顾调节好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国家间的多层关系，个人、民族、国家、文明才有可能达致良善境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由之而生，且发扬光大。

    在与大自然的不懈交锋交融中，中原先民培育出了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可贵品质，这种品质与黄土黄河密不可分。黄土并不算得上多么肥沃，黄河也谈不上多么温和，只有人类的不舍努力，有一分气力放下去就出一分东西，放两分生出两分，不放就一无所有。自然而然一种近乎“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逐渐形成：人类施加于外部世界的作用会有规律地产生结果；世间万物不仅因果相连，且这种关系是稳定的。于是中华文明从很早就逐渐淡化了有神论的思维模式，这也是“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等理念在先秦时期即开始流行的缘故所在。

    进而言之，中原先民为了获取更大更好的生存空间，还需要一起向周边扩展，势必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组织的整合，这自然也促使他们为了战胜困难，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须养成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具备较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得每位成员都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只有充分融入到集体（该“集体”可以是家族、宗族或国家）之中，充分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充分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获得最大的生存与成长空间。易言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群体越大，社会政治整合程度越高，国家越发达，个人与组织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就会越大。这恐怕也是中原文明与西亚、两河、地中海文明极大不同之一。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推断，正肇因于客观的地理格局和自然环境，中原先民与之密切互动、相伴相生，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一些精神属性或文化基因：一种可以视为源自日常经验的具有鲜明实践理性底色的思维方式，其态度温文尔雅，其为人能屈能伸，其处事达致中庸，其治理和合共生，其生产吃苦耐劳，其生存百折不挠……恰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一一对应。说明千百载来，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这些可谓中国人的基本生命特质，更是我们立足于当今世界的突出优势与独特标识。

    中国文化基因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势海纳百川，将众多溪流江河汇入一脉，在历史进程中自强不息

    记者：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而且生生不息、经久不衰、与日俱新。为什么说这种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王学斌：这种文化基因非常重要，且并非如散珠般彼此独存，而是仿佛一串弥足珍贵的项链，有机关联，共同发力。换言之，真正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莫大作用的精神力量之一，是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

    何谓“中国文化基因”？这是指保证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不曾断裂、屡经冲击不脱底色、固本培元且又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乐与他者交流的基本文化因素。究其特质，首先，中国文化基因尊崇“大道”。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皆奉“道”为最高价值，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法家亦肯定“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而中国人历来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群体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其次，中国文化基因倡导“中和”。《论语》记载孔子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知中守和实乃千百年来中国人所遵循的处世宗旨。再次，中国文化基因秉持“仁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不妨作一譬喻，假如“仁”是一条连接社会系统各个要素、社会不同阶层、理论各派学说的桥梁和纽带，那促使人们无所畏惧地践行这条通达四方之仁路的，就是“义”。复次，中国文化基因与时偕行。《易经》道：“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中国文化基因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趋于僵化，而是因时因势而变，好比海纳百川，将儒释道众多溪流江河汇入一脉，在历史进程中自强不息，不断整合其他异质文化资源以发展完善自身。

    由之，数千载来，中国文化基因以“大道”为至高意义，秉“中和”为总体原则，将“仁义”当作实践途径，视变革为必经阶段，从而兼普遍性、独特性、变异性和选择性于一身，愈经历沧桑愈焕发光彩，愈积淀岁月愈厚重博大。

    可见，五千多年来积累存续的中国文化基因便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力量所在，而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理念体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持续长久的关键支撑。

    百年的结合历程，无可争议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深深相契且道理相合的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怎样理解这一深刻论断？

    王学斌：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学理性难度的大课题。关于二者的高度契合性，简言之，从线性历史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走过了百年历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初步结合，到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再到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初步结合”“深相结合”至“有机结合”，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领悟愈来愈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越来越准，“第二个结合”愈益彰显出理论的光芒与文化的底蕴。放眼未来，这两大思想文化体系，当继续沿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在回应时代问题的探索中，达到一种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结合”，即创造性的“融合”。

    倘若说“融合”是面向未来的长远目标，“结合”是回顾百年的成功路径，那毫无疑问“契合”则意味着彼此互通的内在可能。当然，百年的结合历程已用无可争议的诸多伟大创造与天才创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深深相契且道理相合的。

    故立足新的历史起点与征程，我们重返原点，去探寻二者的“可能性”，则不再只是追问“是否可能”，而是总结“因何可能”，进而更好地为今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积累可贵经验。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故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内在的现代性。相对应的，正如前文所言，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正肇因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有选择性的亲和”，并非一一对应的机械复制粘贴，亦非此消彼长的互相竞争替代。这势必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善于进行“传统的发现”，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契合处，为科学理论深深扎根中国筑牢基石，又当善于进行“传统的发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长存华夏文明之内的文化基因，为优秀文化久久承继弘扬创造条件。尚需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属于两大思想文化体系的相通互容，并非简单理念上之一一对应，更无“照方抓药”式的模板可供依循。该伟大创举是在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历程中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探索而从无到有、蔚为大观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