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思想上、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路只有自己走才能越走越宽广”……最近，《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在重庆市档案馆和重庆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同步展出。这些意味深长的家训，令观展者深受触动。

      《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与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纪委监委机关、重庆市档案馆联合承办。展览分“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革命先烈的家风”“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共产党员的家风”三个单元，共展出毛泽东、周恩来等30多位共产党人与家人的合影、往来书信、家规、谈话记录稿、追忆文章、工作笔记、题词、诗文等档案文献200多件。展期将至今年年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纳入作风建设范畴，以党内法规形式予以制度化。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

      步入展厅，一份份微微泛黄的档案映入眼帘。展览现场以红底黄字展示了毛泽东的“家风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毛泽东的家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严。教子严，律己严，持家严。从现场展示的毛泽东写给子女的多封家书中，参展者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伊万诺夫市上中学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随信寄去21种共60本书。1947年10月8日，毛岸英在河北西柏坡参加全国土改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信中告诫他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把它作为座右铭抄录在笔记本上。

      现场还展示了1957年毛泽东与湖南韶山亲友的合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邀请亲友赴京相会，互诉手足情谊。对生活困难的亲友，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从不搞特殊，不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找麻烦。

      周恩来也十分重视家风建设。他曾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提出“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要求。

      现场还展示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一份现场记录稿：1964年8月，周恩来利用星期天召开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展览现场展示的开国大将黄克诚对子女的谆谆告诫发人深省。

      透过现场展示的珍贵照片，人们得以了解他鲜为人知的家风故事。1941年，黄克诚与唐棣华结婚。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摆喜宴，只向几个好朋友打声招呼。1978年，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准备结婚。黄克诚把操办婚事的事情交给唐棣华，说：“我的原则是，儿子结婚是好事，但不宜大肆操办，一切从简，绝不能动用公车。”黄晴结婚那天，兄弟姐妹们组成一个自行车接亲队伍，把新娘子接回了家。

      黄晴在追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对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曾给子女们定过许多家规，其中有两条是：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不准找工作人员帮自己办事。一次，他老人家最喜欢的小孙子发烧又要赶着上学，司机看到外边正在下雪，主动提出送一趟，但被母亲阻止了，她说：‘现在你去送他一次，他就会想下一次，应该让他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去依赖别人，更不能让后代人破了我们的家规。’”

       “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志’。”

      “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咱们的孩子好吗？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志’。”展览展出的红岩英烈王朴就义前写给妻子的绝笔中，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像自己一样听党话、跟党走。

      王朴出生于四川江北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念中学期间，他就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崇尚真理追求进步的坚定决心。1944年，王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45年7月，根据党开辟农村工作据点的指示精神，王朴回乡办学，开展农村工作。1948年4月王朴因《挺进报》事件被捕，1949年10月被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

      除了自己积极投身革命，王朴还动员他的母亲金永华支持革命。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金永华卖掉了折合黄金1000多两的田产，此后又接办了志达中学并交给了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准备归还她2000两黄金的资助，她却以“三个应该与不应该”为由谢绝了。她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笼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你要挺住，要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孩子，父亲是被谁杀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你已经尽了做妻子的责任，我很感激。”在写给妻子忻玉瑛的遗书中，革命烈士王孝和惦念的，同样是让孩子继承父志。

      王孝和，浙江鄞县人。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21日，因叛徒出卖被反动军警逮捕。王孝和在狱中饱受酷刑，仍严守党的秘密。1948年9月，王孝和给父母、妻子留下遗书后不久，即惨遭杀害，年仅24岁。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儿不能再为双亲尽孝养老，请多谅解。然而，儿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重庆市南川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党员领导干部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有助于赓续初心使命，让共产党人的精气神在一代代人中传承下去、在社会上广播开来。

      “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爱家庭、爱亲人本是人之常情，但究竟该怎样去爱，却是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尤其是手握公权的领导干部，其手中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展览现场，一份份档案资料讲述了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家风故事。

      焦裕禄生活简朴、勤俭办事，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焦裕禄的大儿子为了看戏告诉售票员“焦书记是我爸爸”，结果没买票就进去了。焦裕禄得知后，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要他到戏院补票。紧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干部十不准》通知，不准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展览展出的展品中，一份空白的《干部农村家属迁往城镇落户申请审批表》已经泛黄。这是杨善洲家人收藏的“农转非”表格。杨善洲担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当时的政策，他的家人可以办理“农转非”。杨善洲却将申请表锁进了抽屉里。他告诉子女：“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杨善洲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三个女儿先后结婚，杨善洲都要求婚礼从简办事，不准请客，不准收礼。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干实事、办好事。杨善洲的大女婿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自己已经结婚两年并有了女儿，却还不知道岳父长什么样子、在哪里工作。

      “路只有自己走才能越走越宽广”——这是谷文昌对子女的嘱咐。谷文昌在福建东山工作时，家里甚至没有饭桌，吃饭就在县政府大院宿舍露天石桌上，遇到下雨，家里人只能端着碗在屋檐下吃饭。时至今日，谷文昌“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展览展出了谷文昌夫妇与孩子们的合影，并介绍了合影背后的故事。1964年，谷文昌从东山县委书记调任省林业厅前夕，有关部门提出将他的大女儿谷哲慧转为正式干部，随父亲调往省城工作。谷文昌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调她干什么。”于是谷哲慧一个人留在东山锻炼，直到1972年才转为正式工。

      “好的家风就像春风、春雨，你不觉得它在一件事上对你有多大影响，但随着时光流去，影响积累，就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展览结尾处，展墙上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这句话沁润人心。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